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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前言
前言
王澧华·
常规的学术研究，社会科学领域。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从文献学的意义上解决“有什么”问题，二是从历史学的意义上解决“什么”问题，三是从哲学的意义上解决“为什么”问题。如果愿意，也可以把它看作成三个层次或三种境界。其中，有什么”当属基础层，而“什么”与“为什么”则分别位居中心层与终极层。纵观近百年来的曾国藩研究，似乎是潜心于“有什么”人较少，而着意于“什么”人稍多，至于醉心于“为什么”人则更多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曾国藩文集》将有助于大家了解曾国藩其人。
远近人等便把他奉为宋诗运动的头领，曾国藩最初是以诗文新秀的面目在京城上大夫中崭露头角的等到位望渐趋隆重。桐城文派的领袖，所谓“以韩、欧之文章，负司马温公之重望，有道之士，未有不亟欲读其书者”曾国荃致曾纪泽书）遵义黎庶昌（与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无锡薛福成并称“曾门文学四子”当年入幕之初，便有意系统地抄录曾文。曾国藩逝世四个月后，黎编《曾文正公文钞》便在苏州刊印行世了半年之后，又有方宗诚编印曾氏《文集》之事，但影响不及前者，大概是稍后即有传忠书局之《全集》问世的原因吧。
并不是列名总纂的湖广总督李瀚章，曾文正公全集》事实上的主持人。而是承袭候爵的曾纪泽。文集》也不是如署名的门人张裕钊、黎庶昌”所编，而是由定居长沙的曹耀湘、王定安实际编校。至于《诗集》则有传忠书局聘请的杨书霖、张华理这两位长沙绅士将之一稿两用之事：先有坊间单行本，后有传忠《全集》本。全集》之诗文皆有同治十三年四卷编年本与光绪二年三卷分类本。事过五十年，四部丛刊》影印本与《四部备要》仿宋本皆以三卷分类生二为底本。究其原因，大概是编年本仓促辑刊，未速细辨，虽然是按年编次，也只是大致可寻而已，其中疏忽外误之处尚多。而分类本虽未系年代，但一卷之中，仍按编年本之先后编次。此后各种版本，皆与此大同小异。
始有改编本与注释本。自今观之，进入民国。则改编之功实浅，而注释之劳稍多。至于辑佚本，则有近人刘声本的曾文正公集外文》仔细校读，佚文十四篇，或根本未佚，或他人捉刀，存疑待考者也不只一二篇。百余年来，真正的全编“足本”应是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其中《诗文》不分卷，汇入旧版（杂著》鸣原堂论文》孟子要略》与《联语》且辑得佚词八首，于1986年出版。
新编也好，初版也好。其实都有悖于曾国藩晚年的心愿。赴天津办理教案之前所作的遗嘱说：余所作古文，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幅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也。如有知旧助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如此反省自讼之词，想来当是由衷之言。所谓反省自讼，也确因他早年有心气过高之病，有视事太易之举。后人之所以对他诗文时有过誉，未始不起于他年轻时的高自标置与自我期许。
题彭宣坞诗集后》自仆宗涪翁，陈衍《石遗室诗话》说：湘乡出而诗学皆宗涪翁。时流颇忻向。其明证矣。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说：国藩诗学韩愈、黄庭坚，一变乾嘉以来风气，于近代诗学有开创之功。钱仲联《梦苕庵诗话》说：自姚姬传倡为山谷诗，而曾涤生祖其学，遂开清末西江一派。果真如此吗？题彭宣坞诗集后》作于道光二十六年，请看此前的曾国藩做了些什么，别人又做了些什么。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曾国藩给诸弟写信，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鄙庸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己未到京，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可知他道光十五年入京之后，才识得持古文的宗尚，而当时京中诗坛，正是程恩泽、祁会藻辈提倡宋诗之时。程恩泽一再参与会试选举工作，诗风趋尚，当然更易感染曾国藩这种公车举子。但此时曾国藩虽有心向学，却又苦无良友扶掖，且其间一心应着，并未专注于诗。直到钦点翰林，始着意诗文，以求不失词臣体面。正在此时，翰林前辈何绍基服阙还京，曾国藩便与之日相过从，切磋诗艺。何绍基久居京城，又是程恩泽的门生，此时已渐有诗名。
曾因藩结纳之意甚切，因此。而何绍基则扶掖之心尤殷。兹举一例：何绍基藏有项荣“墨梅图”其上名家题诗很多，何绍基乃向曾国藩索题。曾国藩似乎受宠若惊，于是刻意构思，亟欲显露诗才，两天后诗始写成。正好何绍基来访，曾国藩便迫不及待地谈起此诗，闻其奖誉，竟至“心忡忡，几不自持”曾氏《日记》中语）稍后，曾国藩又致书诸弟说；子贞深喜吾诗，故吾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露才扬己，争奇斗胜，受到表扬便诗兴不可遏止，正是大多数青年诗人开发诗艺阶段的普遍表现。不过，时过两年，曾国藩便开始狂言“近日京城无大家”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再往后，便自然要夸言“自仆宗涪翁，时流颇忻向”
曾国藩与桐城文派的关系，再说文吧。一直是桩不大不小的学术公案。咸丰四年所作的欧阳生文集序》带有很强的宗派意识、文人旧习，且不计较，但看他京城是怎样走入桐城文法的圈子吧。曾国藩中年以后，每自称为姚鼐的私淑弟子，其《圣哲画像记》便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可是文学知交朱琦却并不这么认为，柏树山房文集书后》一文中，非常明确地将曾国藩列为姚门高足梅曾亮的徒友”之列，说“自曾涤生…之属，悉以所业来质”
曾国藩每欲洗刷表白，对此。说自己与梅曾亮的关系。并非“从游”而是接游”甚至一口咬定“往在京师，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尘”咸丰五年致吴敏树信》面事实是梅曾亮雄居文坛数十年，当年京城士人之趋附桐城义法者。几乎无不受其影响。梅曾亮称雄一代，即将告老回乡之时，曾国藩还只是初识桐城源头，尚无理论建树。曾国藩于咸、同年间“中兴桐城”之时，梅曾亮早已告别人世了
前人多有论述。此，对曾国藩的诗文创作与理论。谨呈一说，以备质证。
若论创作，认为。曾诗以前期为佳。诗艺初开之日，风华正茂之时，以翩翩词臣之身，处优游清闲之地，无疑是潜心诗艺的大好时光。曾国藩后期诗作本不多，且军政要务集于一身，宦海风波，时虞颠灭，正如《赠吴南屏》所说：苍天可补河可塞，惟有好怀不易开。诗人兴会，仅此一开，其他造作，不过应景罢了至于文则相反，前期所作，规仿之迹颇重，且阅历有限，文气浮泛，自难为工。后期则文腕圆熟，自成套路，且历尽险屯，笔力沉雄，类多上乘之作。若说理论，则更有趣，其价值实不及创作，而影响却颇能炫迷人心。苛刻一点说，曾国藩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批评家素质，诗文理论并没多少理性深度：论诗宗宋，源于清初以来的宗来诸家陈辞；文主义法，即使未溷于梅郎中后尘，却也是拾取姚惜抱牙慧。
还是称得上为一名较有见地的鉴赏家。从初入京师的时文选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十八家诗钞》经史百家杂钞》鸣原堂论文》古文四象》皆可见曾国藩并不曾想到要避选家之嫌。至于《家书》之教弟谕子，则更是直截了当的欣赏课入门辅导。那些近乎深得文学三昧的玄妙之论，使人很容易误认为他确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文学大师。其实说得到不一定做得到口若悬河易，妙笔生花难。当然，这并非曾国藩一人之尴尬，古今理论家，大多不能脱此窘迫。
曾氏诗文还只是为文人们所褒贬的话，如果说。那么，家书、日记却是为大多数人所赏誉。曾国藩家书的内容，当然主要包括齐家术与治学观，这是人们熟知并且艳羡不已的不过，谈的人太多了众口一词，人为地予以拔高，不免叫人聒耳烦心。倒是从内心情感上去认识曾氏家书的文章，似乎比较少见，曾据此分析了曾氏家书的几个阶段性特点，不揣浅陋，简述如下。
琐细录切。游子离乡，一）京官得意时期的特点：首先是亲情浓郁。家山万里，白云亲舍，最是仕宦难耐之事。其次是神采飞扬，志趣高昂。皈依理学之初，曾国藩以唐鉴、倭仁为师友，言行举止，处处模仿，而且迫不及待、连篇累犊、喋喋不休地教训起诸位老弟来。无奈，对这位新教徒以近似痴迷的热情而传授的新知秘诀与正言大道，弟兄们并不领情，反而来信讥责，连其父也颇不以为然。稍后，曾国藩便在家书中改谈诗文之道，也不免好为人师之讥。第三是报喜慰亲，宦情蓬勃。升官以后家书，多谈部中公事，而对家中琐事之问讯，进德修业之说教，则大为减少了
不避生死，二）南北征战时期的特点：一是危急之时。而得失之际，则计之过熟。曾国藩其实是一个工于心计、深于心术的谋略家。仔细品味他军中家书，可知他关系一生名节的时候，可以坦然不苟，而在关系门庭盛衰、一己得失之时，又总是绞尽脑汁，反映出这位“理学纯臣”另一面。二是责弟严切，而教子温婉。一般说来，为父训子，类多威严，而为兄诱弟，类多平和，但在曾国藩家书中，很容易看到一个严厉的兄长，而找不到一个威严的父亲形象。
意绪萧索，三）暮年羁绊官场时期的特点：一是饱谙宦味。对得失浮沉日渐漠然；二是注重亲情，追求平安，对子侄之身体学业，甚为关切，似乎他此时最大的奢望只是保全门户、消灾祛祸。
光绪五年由传忠书局印行。据查考，曾国藩《家书》首次编刊。编校者为曹耀湘。曹本对家庭琐事、训斥言词与政治密谋诸端删落殆尽。避忌讳、避嫌疑、避繁琐，本来也是旧时编书的惯例。选本之不可尽信，不可盲从，由此可见一斑。而收录最全、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家书》
最早是由王启原编为《求阙斋日记类钞》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印。这是一个节抄本，至于曾国藩的日记。分问学。省克、治道、军谋、伦理、文艺、鉴赏、品藻、颐养、游览十类，便于即类考求。虽无日期，但它毕竟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深知曾氏进德修业、治军辅民的基本面貌的蓝本。赵烈文责其简，刘声木讥其滥，皆不免于求全责备。
曾国藩断断续续大约写了十八年日记。早年的日记并非通日记注，据现有资料统计。旬记甚至月记也时有所见，据此可知曾氏通籍之初优游文酒的词臣风貌。及至究心性理之学，始作一丝不苟的庄谐小字，痛心疾首地反省每日之言行与心理，反映了一个初闻大道的新教徒的虔诚与滑稽。极端的心性修炼，毕竟近于禁锢性灵，坚持两年之后，曾国藩中断了这种省身日记。但是这种修炼工夫并没有白费，正是这几年间，曾国藩得道之名鹊起，而道光帝晚年又习用务虚人士，因此，曾国藩很快以时誉幸邀圣眷，竟至超升四级，位居二品。大概是为了维护这种儒臣形象吧，咸丰元年二年，曾国藩又写了七大本的绵绵穆穆之室日记》这是一个固定格式的刻板册页，双页十栏，首头为日月，本为题记，中间八栏，依次为读书、静坐、作字、办公、课子、对客与回信。表格之中，视当日具体情形分别填写。这七本日记仅见于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弥足珍贵。从咸丰八年再出治兵到同治十一年病逝金，共十三年又八个月，曾国藩的日记再无一日间断。这里面应该记录了大量的重要史料，但他却对具体人事多有隐晦，王(外门内岂)运曾有意为之作注，惜未实行。其间畅所欲言者，似乎只在谈诗论文之时。
曾国藩还有奏疏、批牍为人盛赞。曾国藩的奏疏，此外。明快简练，凝重沉稳，不过，不同的具体环境中，随着他本人性格与作风的变化，又各具特色。具体说来，便是前期憨直、激切而又倔强，后期则绵里藏针、缜密老到而又平淡质实。
老成周密，至于他批牍。宽严适度，既不同于胡林翼之切直肫城、肝胆照人，也不同于左宗棠之凌厉明快、巨细无遗。具体说来，长沙办案时期之批，威严果决；江南征战时期之批，强蛮严厉；直隶总督任内之批，细致精审，而回任江督时期之批，则随手画诺，不甚究心了
曾国藩的奏疏与批牍，作为一名历仕三朝的军政大员。实在应当是史学工作者潜心研究的重要史料。但是迄今为止，偏偏是这方面的研究显得相对贫乏。热门话题不在这里。
曾国藩是一名诗人吗？当然是曾国藩是一位古文家吗？当然也是仅就创作而言，那么。宋诗派与桐城文派的两大阵营中，曾国藩也还算得上显赫的一员。
则更在其创作与理论的实际水平之上。古往今来的以高位主持文坛”惯例，至于他影响。身上照样得到真实的体现。不过；如果将他置入中国古代文学或近代文学的视野之中，那么，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或者是地位与影响，都不能不大打折扣了从古代文学的角度看，那些宗宋理论与桐城义法，不过是明清以来的唐宋诗之争、道支一源说的一种近于自郐以下的骚动而已，何况还有较为明显的功利目的与山头意识呢？从近代文学的角度看，宋诗派、桐城派，都没有多少近代意义，都比不上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叛逆精神与启蒙意识，也都比不上黄遵宪、康有为等人的创新追求与维新倾向。新的时代潮流即将到来之际，曾国藩和他同道们诗文多少显得有些陈旧，有些苍白。
当然可以从理学、伦理学甚至思想史的角度来研究曾国藩，把曾国藩当作理学家、伦理学家甚至思想家来研究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认为。从而探讨理学、伦理学与中国思想史究竟给予了什么影响，而他又为理学、伦理学与中国思想史提供了什么新的内容，产生了多少作用。但是迄今为止，所有的研究似乎都还不能证明，现在就可以将理学家、伦理学家甚至思想家的桂冠合适地戴在曾国藩的头上。就象“汉奸”卖国贼”帽子一样，戴上了又取下，岂不无事生非？
还要就“刽子手”诸事翻来覆去地争论其是非曲直，时至今日。实在意义不大了站在当时的立场，多数的人会认为“打对了而站在现在立场，多数的人又都认为“打错了假如能将两种人作一时空转换，结论还是不外“对”错”二字。试想，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依我看来，研究“打赢了与“打输了可能更有史学价值，或说更有历史意义与现实作用。
确是湘系军政集团研究的关键一环，曾国藩研究。也是太平天国研究的重要一环，甚至可以说，还是中国近代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难以回避的课题。学术研究，肯定是要解决“什么”与“为什么”难题，只是最好先从“有什么”做起。那么，就请大家看看这本《曾国藩文集》看看它究竟“有什么”吧。如果还有兴趣，再看看他同时代人又“有什么”然后从事“什么”与“为什么”研究，或者将会离我共同寻找的正确答案不远了这本《曾国藩文集》从宏浩的曾氏全集中选录了一些精华之作，分散文、笔记、诗词、联语、书信、日记六类，每类文字又按编年排列。此外，还附录了历来颇多争议的曾氏《冰鉴》和钩玄提要的处世金针》这样，读者既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读曾文，又可以从编年上知人论世。较之阅读卷帙浩繁的全集，确是举重若轻之感。认为，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曾氏文选，纟番)阅之余，极感欣喜，谨缀数语，以应“前言”之属。
作者系湘潭大学教授、曾国藩学刊》主编）